新加坡近日的一起家庭纠纷案件，引起不少关注。

一名87岁的新加坡永久居民女性，在被诊断为中度失智症的情况下，签署了持久授权书（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，LPA），指定多年未同住的亲哥哥为主要受权人，并将哥哥的儿子列为替代受权人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换句话说，她的遗产，可以被她亲哥哥处置。

这份LPA，以及另一份涉及房产归属的法定声明（Statutory Declaration），最终在其儿子申请下，被法院全部撤销。

这位PR女性的资产高达1700万新币，案件情况和李光耀当时的情况类似。

涉及资产规模接近1700万新币

根据法院判决，这名PR女性的整体资产约为1697万新币，结构相当复杂，包括：

• 近20个银行账户，合计超过260万新币

   

• 证券投资组合，价值超过160万新币

   

• 养老金及CPF的定期收入

   

• 多处不动产，其中两套住宅市值约570万新币

相关资产主要来自其已故母亲留下的赠与与继承。

她认知能力下降早有记录

法庭文件显示，这名女性早在2017年便开始出现认知能力退化的情况。

到2023年7月，她被正式评估为中度失智症。

同月，她因跌倒住院，出院记录显示，她无法清楚说明跌倒经过，也不清楚自己住院的原因和地点。

医院方面当时已明确建议安排全天候照护。

也就是说，在签署这份LPA时，她的认知能力是下降，退化的，所以这份LPA可能会被认为是失效的，这也是女性儿子在争取的胜算。

LPA与法定声明的签署经过，由她亲哥哥来主导

2023年8月，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其亲哥哥，上一次来新加坡为2010年，再次抵达新加坡。并在短时间内安排签署两份关键文件：

• 一份LPA，指定自己为主要受权人

• 一份法定声明，声称妹妹名下两套住宅的“真正所有人”为自己

   

在签署LPA前，相关人员带女性前往精神科医生处评估。医生当时认为，她理解LPA的性质，并表示更信任哥哥，认为儿子“不常在身边”。

儿子发现异常并申请撤销

而女性的62岁儿子长期居住在澳洲。
 

2023年12月，他来新加坡探望母亲时，发现LPA与法定声明的存在。

据其陈述，母亲当时无法回忆签署文件的经过，也无法清楚说明自己名下的资产状况。随后，他向家庭法院申请撤销LPA，并要求宣告法定声明无效。

法院的关键认定

家庭法院及上诉法院在审理后一致认为：

该名女性在签署LPA时，不具备理解LPA性质、适用情境及法律后果的能力。

判决明确指出，即使文件形式完整、流程看似合规，但如果当事人无法真正参与决策过程，相关文件仍然不能成立。

最终结果是：

• LPA 被撤销

• 法定声明无效

• 哥哥提出的上诉被驳回

   

所以，其儿子大概率会成为资产的继承人。

新加坡的LPA，到底“认”什么？

LPA是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的缩写，中文通常翻译为持久授权书。

在新加坡，LPA 是一份法律文件，作用只有一个：让你在“将来可能失去判断能力时”，由你事先选定的人，代你做决定。

这起案件也再次厘清了一个常被误解的问题：在新加坡，LPA并不是“签了就算数”。

根据新加坡法律，LPA成立的核心，并不只是签字本身，而是当事人在签署当下是否具备以下能力：

• 是否理解什么是LPA

• 是否理解授权的范围

• 是否明白授权后会发生什么

   

如果当事人只是“点头”“照做”，但无法清楚解释LPA的意义，法院仍可在事后撤销。

同时，医生评估并非绝对保障。

法院会结合病历、行为记录、证人证词、前后时间线，一并判断真实心智能力。

这与李光耀遗嘱案的逻辑是一致的

不少人看到这起案件，会自然联想到李光耀遗嘱案。

在李光耀遗嘱案中，争议的核心并不在于遗嘱有没有签、是谁代写，而在于：

• 李光耀在修改遗嘱时

• 是否具备清楚、稳定的判断能力

• 是否理解修改后的法律后果

   

最终，新加坡法院的处理思路同样是：

不预设立场，只看当事人当下是否“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。

无论是普通家庭，还是国家级人物，法律适用的逻辑是一致的。

案件释放出的清晰信号

综合来看，这起案件再次说明：

• 高龄 + 认知退化，会触发法院的高度审查

• LPA、法定声明并非“护身符”

• 是否具备真实理解能力，是所有安排的底线

   

对于涉及跨国子女、复杂资产结构的家庭而言，相关安排越早、越透明，后续争议也越少。